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父老老乡,致故乡的父老同乡

时间:2019-12-31 06:28来源:NBA决战
搜狐文化讲堂第8期 李修文:我和我的“江东父老” 李修文 主讲人:李修文 本报记者 路艳霞 12月26日,阅文·探照灯书评人图书奖2019年十大好书奖在北京揭晓,“年度散文集”由作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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搜狐文化讲堂第8期 李修文:我和我的“江东父老”

李修文

主讲人:李修文

本报记者 路艳霞

12月26日,阅文·探照灯书评人图书奖2019年十大好书奖在北京揭晓,“年度散文集”由作家李修文的《致江东父老》获得。在本书中,李修文有力地拓展了散文写作的边界,将传奇、戏曲、戏剧、电影、音乐、小说等技法杂糅,写下所见所感,由此,他也被誉为当代散文创作领域的“新说书人”。李修文认为“散文是今天的一件大事”,它既承担了某种中国文章的遗风,又能对我们今天的时代做出快速准确的反应。

“和《山河袈裟》一样,《致江东父老》断断续续写了十年,有好多篇都是一次次重写的结果。”作家李修文的散文新作《致江东父老》近日面世,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,自己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热爱写作,当真正成为精神依仗的东西越来越少时,写作成为他无可替代的内心依仗。

在《致江东父老》这部散文集中,他从落魄的民间艺人,写到与孩子失散的中年男人,从过了气的女演员,写到生产线上的工人……这些典型的中国式面孔,经过李修文的提炼,成为一个个文学人物;这些平凡之人也超出了现实意义上的“真实”,呈现出“荆楚文脉”所锻造的美学。

“贾宝玉”“林黛玉”今天还在

本期搜狐文化讲堂,带你走近李修文与他的“江东父老”,望见他们背后的每一寸人间、山河、大地。

“如果说有什么抱负的话,我的抱负就是下定了决心为那些失意的人或事,建一座纪念碑。”李修文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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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《致江东父老》中,李修文从落魄的民间艺人,写到与孩子失散的中年男人;从过了气的女演员,写到生产线上的工人……这些典型的中国式面孔,经过李修文的提炼和再造,成为一个个文学人物。他们超出了现实意义上的“真实”,成为李修文笔下的美学。

李修文 《致江东父老》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9年9月

之所以写《致江东父老》,是因为李修文相信,某种相对典型的中国式面孔,在今天流行的叙事里越来越安放不下,“我要找回他们,写下他们。”李修文常常自问,在还房贷的队伍里,在CBD痛哭的人群里,在各种素食或长跑的队伍里,贾宝玉还在不在?林黛玉还在不在?“我觉得他们都还在,所以,写下他们,写好他们,一直是我的夙愿。”

以下内容为文字摘录:

李修文此番写作运用了不同的文体,《我亦逢场作戏人》像个人的口述史,《白杨树下》真实虚幻交杂如小说,《在春天哭泣》是和尚和诗人的寓言,《小站秘史》突然出现的白马又仿佛传奇……文章与形式相映成趣,写作疆域在扩大。

书写中国人最典型的生活情感和心意

他说,继《山河袈裟》之后,半年后才开始这本书的写作。但许许多多的材料、人事、情境,十几年来却在不断地和他发生着联系,“在写《山河袈裟》的过程当中,其实这本书里的很多篇章,我已写下了不少细节。”此外,在他看来,相比《山河袈裟》,《致江东父老》里生活本身的质感更加充足一些,“我希望通过《致江东父老》,让自己从一种有名有姓的写作变成无名无姓的写作。”

《致江东父老》这本书写了希望,也写了失望,它写了获救,也写了无救,它写了花团锦簇,也写了兔死狐悲,它写了同是天涯沦落人,也写了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。而这些东西恰恰就是构成了中国人最典型的生活情感和心意,我一直希望自己行走在这样一条去揭示这种独特的中国性的道路上,大概就是这本书的一种基本的面貌。

对此作家李洱评价道,李修文重新在风雪当中看到广大的人群,听到人们的叹息声、喘息声,写那些失意人、滚爬跌倒的人,写得特别热烈、苍凉、悲怆。

每一个人的内心里头都有一场暴风,有一座深渊,也有一场暴雨或者暴雪。我们有没有这样一个能力,或者说我本人有没有这样一种能力,把这一场人心里的暴雪给它表现出来?某种程度上,一个作家是没有办法——就算他再有志愿——他没有办法去告诉今天这个世界的读者,这就是中国,他需要更多的有志愿的作者来一起,认真地、专心地内观自己,重新感知今天这个时代。

动用各种元素开拓散文疆土

正是基于此,完成了这18篇文章。这18篇文章里头写了算是以我自己的遭遇,为一条最敏感的神经或者为一条主要的道路,写了这些失业的下岗工人,写了我生命当中曾经遭遇到过的一些编剧、演员,也写了我的童年和我的亲人们的遭遇。

对于李修文来说,完成这部书,他还有另一个雄伟的抱负,他想写出中国式的文章,想从自己的笔下召唤出具有源头意义的中国文章之气。

但是我想它不是一部人物记,也不是一部仅仅只写人物的作品。在这本书里头,为了使我描写的人物更加匹配地出现在我的笔下,对我来讲,每一次最难的反而是如何去深入地思考,到底用一种什么样的形式,使我所要描写的材料有尊严地、匹配地出现在我的笔下。 所以每每思考一个人物、思考一篇文章的时候,对我来讲最困难的反而是描述它的形式感,或者说是揭示它的道理。

李修文来自湖北荆州,他无限神往地说,楚人的文化传统深厚,甚至一直到了夜晚也要筑起高台,环绕火堆唱歌,发出自己的祷告。在这样的基础上产生了屈原,产生了那么多阴阳难辨的上天入地式的作品。“这些不仅是我身体上的故乡,也是我个人美学的故乡。”他迷恋于故乡里的文化际遇,楚剧、汉剧、豫剧、荆州花鼓戏,还有渔鼓调……他喜爱各种各样戏曲形式,戏曲带给他的滋养,深深影响了他的文学道路。

比如说当我去写一个童年回忆的时候,我会大量的去通读《聊斋志异》,然后我从《聊斋志异》的语境里找到呼应,找到某种文气的笼罩,然后使自己陷入在一种虚实不分、是非难辨的一种氛围里,再来去写下我想写的那样一篇文章。

在传统文化的养育下,李修文有志愿写出类似《古诗十九首》气质的作品,“十九首的每一首都深深地站立在日常生活中,明确,坚实,静水深流,有一种日常生活的正当之气,这样的作品,不仅仅是风格,而是风格的源头,也不仅仅是个人美学,而是个人美学的源头。”李修文说,当他行走在李白、杜甫、王安石、苏东坡行走过的道路的时候,他感受到,某种古老的传统、某种古老的情感在激活。在李修文看来,古人不会深陷在某种专业生活里无法自拔,他们的文章只是他们生存和挣扎于世的证据,他们向山水张开,向时间张开,他们让自己的身体作为容器去接纳山水、历史与时间,同时,又让自己的身体作为一根强劲而敏感的神经去感受着它们,最终,他们通过这种相遇,完成了对自己的命名,也完成了和他们所处时代的共鸣。

我相信这其实也是一本个人风格非常强烈的作品集,它也是将这种风格匍匐于真实存在的这样一个人间、山河、大地的作品。它是一个当我们个人和世界遭遇的时候,一个人去十万火急,去粉身碎骨,去泥流入海,去飞蛾扑火的这样的一个过程,它讲述了这样的一些遭遇。

李修文想写中国式文章,但更是今人的中国式文章。他动用各种手段,戏剧、音乐、电影、小说,让这些元素全都作用于散文,在他看来,这才是替这一文体去开疆拓土的人间正道。“在《致江东父老》这本书里,有时候我会动用小说手段,有时候会使用口述史和书信体等等形式,这无非是说明,我希望我们的散文应该重新出发,去触摸一种能够尽可能承载我们更多审美感受的生命力。”

我没有刻意地为小人物树碑立传”

对此文学评论家张莉说,散文到今天,慢慢被鸡汤所困扰的时候,作家重回文学传统内部,找到中国式文章,这是李修文追求的很重要的东西。

我一直对于鲁迅先生所开创的文艺上的,我们自身的民族性去发问,一直对这样一条道路非常执迷。除了文学,我们看看戏剧、戏曲,像梅兰芳这样一批处在和鲁迅先生同时代,或者前后差不多时代的这样一批作家、艺术家,都不约而同地触及到了一个问题:当我们的社会生活在进行剧烈变化的关口上,我们到底如何认识我们所存在的这个中国?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把西方所谓现代的一些叙事上的专业精神,引入到我们本土的写作材料里来,作为我们今天生活的一种可能的答案呈现给读者。

当编剧一事无成却磨砺写作

在全球一体化的这样一个进程中,在所有坚固的东西都粉碎了的这样一个语境中,在我们的生活不断碎片化的过程当中,我们哪怕流浪在任何一个细屑琐碎之地,我们如何来建造起一个我们自己完整的精神世界,这就又要回到鲁迅和梅兰芳们面临过的那样一个问题,我们到底要改造我们身上的什么?我们到底要继承来自于我们源头和出处的什么?

多年前,李修文写下长篇小说《滴泪痣》《捆绑上天堂》引起热烈反响,但他的第三部没了下文,他停了笔,转而写起了剧本。

我不认为我是一个能够提供答案的人,但是我有可能是会行走在一条揭示这些问题的道路上的人。所以,与其说我迷恋小人物,更不如说我是在迷恋,此时此刻的中国人何以为中国人的独特性。只不过因为我的个人遭际,我这么多年来一直江湖浪迹、游荡,我也没碰见过什么大人物,我一直都在跟这样一些人物遭逢。

多年后,李修文这样回应道,他前后写了十几个剧本,真正拍出来的只有两三个。“我写完两部长篇小说之后,真是一个字都再也写不出来了。没办法了,想起自己喜欢影视剧,喜欢戏曲,也就出门到处跑,跟着一个个剧组去干活,但是,又几乎没有干成过一个活。”他说,那些年,影视界特别乱,好多项目听上去都是花团锦簇,但没两天老板就被抓了。他经常是投入了半年一年,很快却被人家找个理由就扫地出门了。

一开始我并没有觉得他们有可能会成为我的写作对象,但是许许多多的遭际,比如说我们出去拍戏,有的时候一场大风,有的时候一条夜路,有的时候一阵风从山林间刮过来,我觉得突有所悟,我是不是行走在一条和韩愈、苏东坡和王安石共同行走过的道路上,我甚至觉得这样的一些人所写下的那些诗篇里头,那种复杂、幽微、空茫、哽咽的情绪,是不是化为一种真实的遭际和命运来到了我身上。我突然感觉到了我和古人——和曾经是特别典型的中国人——有了真正在心意上的连接。

但他感谢编剧生涯,直到现在这个身份依然在他身上延续。在李修文看来,现在有很多作家不善于讲故事,但做编剧不一样,要面对出品人讲故事,要面对审查者讲故事,要给合作者讲故事。而在一遍遍讲故事的过程中,会不断确认自己,确认效果。“所以仅此一点而言,它对我写作的姿态,还有与受众的关系,影响就很大。”李修文说,影视不是孤家寡人写作,要不断出门与他人合作,行走的空间疆域不断扩大,和那些过去的陌生人、陌生情境相遇的也越来越多。正因为如此,他作为写作者的地理的步伐、内心的气象也因此博大、豁达。

这大概就是我身为一个作家的命运了,那我可能就应该行走在一条这样的道路上,所以我并没有刻意地去为小人物树碑立传,我是为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,概莫能外的那种局促、不堪、伤痛、深渊,去叹息,去伤感,去树碑立传,只不过说是因为我的遭际里充满了小人物,所以可能我就总结这本书的基本面貌时,会容易得出一个是为小人物树碑立传的结论。

涉足影视剧的工作,于李修文而言几乎是救命稻草,“很难想象,没有十多年的泥牛入海东奔西走,我的写作怎么可能得以继续?”那些年里,李修文趴在河滩上写过东西,半夜里被叫醒写过东西,甚至在大佬们的酒局上写过东西。他笑道,他现在几乎可以做到不管什么时间什么场所,只要想写就能马上开始写。

荆楚文脉:叩问死亡,向死而生

我们有很多熟悉的成语,朝秦暮楚、楚虽三户、亡秦必楚,楚国里头的所谓的一鸣惊人、一飞冲天。这些著名的关于楚国的故事,大概都证明了楚人楚地的这样一个基本特征,它决绝、向死而生,它不太以实力的权衡来开展自己的这样一场人生。我开过一个玩笑,就是说典型的楚国人就好像终身都在为股无名火而活,所以我们才能发现屈原自沉江底,我们才发现楚国的后人,后面的西楚霸王项羽像孩子气一样,赌气似的不肯过江东。

在楚人的心目当中,美学是极端重要的。当美学一打破,实际上我的故乡、我的血脉就已经全部中断了,所以我们才会看见上至屈原,下至项羽这种典型的楚人的文化特征。楚人最早的文学传统是一个什么传统?楚人最早是一种焚火夜祷的文学传统,就是每到了夜晚,我们所有的人在高台上筑起一座火堆,然后围着火堆环绕在一起,对上天发出需求,对上天发出祷告,就产生了楚人最早的诗歌形式,正是在这样的一个诗歌形式上,屈原写出了《楚辞》《天问》《山鬼》,这就是楚文学的源头。

那么我们看见楚文学一直向下发展,从宋玉一直到竟陵派、公安派,除了像孟浩然这样的少数的,以冲淡、淡薄的风格为他主要创作面目的一批楚人的后裔之外,剩下的大部分作家或者大部分的诗人,在他们的作品里头无不充满了直接对于死亡的亲近,或者说是叩问。

我家乡是湖北的荆门,下面有一个县叫钟祥县,钟祥县就是明朝的嘉靖皇帝进京之前的藩王府所在地。所以在我们小县城里头居然还拥有一座正经的明朝帝王陵,叫做明显陵,埋葬着嘉靖皇帝的父母。中国有句老话叫“一人得道,鸡犬升天”,所以我的老家一度成为了明朝的直辖市,和安徽的凤阳、江苏的南京一样。小时候,我行走在一一座高坟大冢之间,走在去上学、去看电影、去看戏的路上,鬼火就在坟间穿行,我们也觉得习以为常,后来才知道这些科学现象都可以解释。当我和弟弟、母亲我们三个人一块去走亲戚的路上,那个时候草尖上已经开始有了露水,夜幕还没有完全的消失,鬼火还在我们的身边穿行,而我们又走在一条去履行人间职责的这样一条道路上,这个其实就是构成了我的写作的疆域——就是生与死。

村上春树讲过一句话,反而我觉得在我的老家得到了最多、最强烈的印证:“死并非在生的对立面,而作为生的一部分永存于生之中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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